《三国志》对蜀汉后期的将领记载聚焦于政治军事双轨并行的特殊阶段，蒋琬、费祎、董允三位核心人物构建起诸葛亮去世后的权力体系，姜维则成为后期军事行动的主导者。这段历史展现了蜀汉政权在人才断层期的应对策略，既有制度性传承又存在战略收缩的必然性。
一、中枢权力架构的稳定机制
蒋琬、费祎、董允形成"三少"辅政体系，通过《三国志·蜀书》记载的"琬既承诸葛亮遗志，又与费祎、董允维持政令统一"，构建起稳定的权力过渡。其中费祎"每与亮住，常被问事，主其军事"，体现诸葛亮对继任者的深度培养。这种"文官主政、武将辅军"的分工模式，使蜀汉在诸葛亮去世后仍能维持13年稳定，期间未发生重大内乱。
二、人才选拔的制度化创新
《三国志·董允传》记载"允雅方有大量，不系常伦"，揭示后期人才选拔标准的变化。刘禅时期设立"四相制"（丞相、大将军、太傅、太保），打破诸葛亮时期的"一人独相"模式。董允"雅方有大量"的记载显示，选拔标准从单一军事才能转向综合管理能力，这种转变使蜀汉在后期仍能保持人才储备，尽管数量较前期减少。
三、军事战略的收缩与调整
姜维《三国志》本传记载"维表请伐魏，欲先除邓艾、钟会"，体现后期军事策略的三个转变：1）目标从北伐中原转为重点清除威胁（邓艾驻守狄道）；2）战术从主动进攻转为防御性反击；3）资源投入比例从军事转向民生（陈寿评价"然蜀汉之亡，非维之咎也"）。这种战略调整使蜀汉在后期维持了约30年的边境稳定。
四、外交策略的困境与突破
《三国志·后主传》记载后主"数与亮书，问其军事"，显示后期外交存在三大矛盾：1）诸葛亮时期"联吴抗魏"与姜维时期"联吴制魏"的策略摇摆；2）荆州问题悬而未决；3）益州本土与汉中防线的资源分配。其中蒋琬时期"与吴人盟，共击曹爽"的记载，展现了外交策略的灵活调整。
【观点汇总】蜀汉后期名将群体呈现明显的"双轨制"特征：蒋琬、费祎、董允构建行政中枢，姜维主导军事行动，形成互补式治理。这种模式在《三国志》中体现为"琬、祎、允咸为亮所知"与"维表请伐魏"的并行记载，既延续了诸葛亮"法治"传统，又适应了人才断层的现实。陈寿评价"然蜀汉之亡，非维之咎也"，实质指出了后期名将缺乏战略共识的致命缺陷。
【常见问题】
蒋琬、费祎、董允的辅政分工具体是什么？
姜维后期军事行动为何未能改变蜀汉败局？
蜀汉后期人才选拔标准有何变化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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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期外交策略的三大矛盾如何解决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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